我带着孩子搬进牛棚的事，很快就传遍了全村。

王桂兰和李建民非但没有半点愧疚，反而乐得清净。

王桂兰更是叉着腰在村里的大槐树下，跟一群长舌妇到处宣扬，说我苏晴不知检点，肯定是早就勾搭上了野男人，现在是自己作的，离家出走跟人私奔去了。

张倩那个白莲花，也在知青点里添油加醋，装作一副同情的样子，说我平时看着老实，没想到心思这么野，真是可怜了李建军英雄。

一时间，各种难听的脏水都往我身上泼。

我充耳不闻。

嘴长在别人身上，我管不住。

我现在唯一要做的，就是带着孩子活下去。

村长王大山是个正直的人，他看不过去，偷偷给我送来了半袋子红薯，又让自家婆娘给我送了床旧被褥。

“苏晴啊，你别跟他们置气，先带着孩子对付着，等建军回来就好了。”

我红着眼眶，给村长鞠了一躬：“叔，大恩不言谢，这情分我记一辈子。”

有了这点粮食，我们娘仨总算能吊着一口气。

白天，我把孩子托付给邻居一个心善的大娘，自己背着背篓上山挖野菜，捡柴火。

我的手很快就磨出了血泡，肩膀也被柴火压得又红又肿，可我不敢停。

我一停下来，我的孩子就得挨饿。

每当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想想信寄出去的日子。

我相信，我的丈夫，和他的部队，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。

这半个月，是我穿过来之后最难熬的日子，也是我内心最平静的日子。

没有了王桂兰的打骂，没有了李建民的骚扰，我和孩子们虽然过得苦，但精神上却是前所未有的放松。

我每天都在等待，等待着那石破天惊的一刻。

终于，在我把信寄出去的第十八天，两辆绿色的军用吉普车，卷着一路风尘，开进了我们红旗村。

我知道，我的反击，正式开始了。